说可不是苦难，”朱砂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嘴角浮起一丝苦笑，“大家在学校混到十三四岁了，男生就在本地当氓混混看看场子，而女生则去大城市打工，离家时都是被表姐堂姐带去工厂当女工或者到餐厅端盘子，但年底回家时没有一个不站街出台的。

“她们十三四岁为了养爸妈、养兄弟去卖，三十五六岁又为了养老公、养孩子去卖，”朱砂淡淡笑了，“家家都如此，穷啊，所以笑贫不笑娼。”

十一月的海边确实很冷，她说话时声音都发颤。

尹铎枕在脑后的手动了动，犹豫了半晌，最终也没有起。

——听野兽剖心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一回，等他把路边的外套捡回来，恐怕只能换回一句假惺惺的“尹检察官这么关心美人，不如给我一张社区服务的认罪协定吧。”

朱砂平静地躺着，尹铎余光只能瞥见她一缕长发在海风中狂飞乱舞。夜深了，海风越来越大，朱砂蓦然提高音量：

“从五六年级开始，每天都有人退学，到了九年级班里只剩下了三个女生，我能念到最后，因为我早上三四点起床干活，先去码接货，五点钟早市开摊，卖两个小时的鱼，见插针地照顾老人、伺候那几个比我还大的‘孩子’，最后带着一鱼腥味去上学。”

接货。

尹铎暗自咂摸这个词。

那些船夫、渔夫在记忆中封存了十几年的鲜活画面，被她轻飘飘地化为了这两个字。

淡薄的月光穿过云隙，映亮纽港市的海面、城市以及更远的万水千山，直到月光消失在地平线尽，照亮了临城那一方简陋的码。

尹铎闭上眼，仿佛看见了黎明前黑的夜色，还有天幕上暗淡的星光。

咚——咚——咚——

渔夫们站在船往下抛货，大鱼小鱼在绿渔网里扑腾挣扎，小姑娘吃力地往岸边拖一步，那些鱼回往海边蹦回两步。

汉子们大笑，喊着荤话，要她叫声好哥哥或者好爸爸就帮她抬上车。然而瘦弱小姑娘闷不吭声，脊椎得笔直，一步一步远离男人们，然后用一个自制的杠杆轮工将比她重沉几倍的鱼拽上三轮车。

如果有纪录片导演将这一幕定格在摄影机里，那将是一张表现力、冲击力和情感底蕴都十分完美的电影海报。

尹铎虽然是富家子弟，却并非不食人间疾苦。

他知这样的小姑娘在千里之外的临城司空见惯，而只离这片海滩一个城区的地方——豆沙湾、蝌蝼湾，同样有千千万万的无名少女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她们被简化成政客口中“贫苦大众”、社会调研数据里的“低端人口”以及中产阶级鄙夷的“寄生虫”，和非洲挨饿的艾滋孤儿、中东残疾的战火孤儿相比，她们要感谢国家感谢政府赐予的和平与安定。

时常还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听那些从未吃过苦、捱过饿的人辩论“政府是否应该减少对底层的福利，以刺激这些人上进奋斗”。

“为了能上学，我每个月上交的钱，都比那些姑娘寄回家的钱要多。”

朱砂举起手怔怔地看了看。

月光下的这双手，肤细腻白皙，指甲圆饱满，仿佛此生都没沾过凉水，没提起过重物。

但尹铎知这双手曾经的模样，与她百孔千疮的命运如出一辙。

起诉海鹅案之前，尹铎将朱砂的背景查了个底朝天。政府文件里显示着朱砂十五岁时在顾偕基金会举办的科技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进入纽港市级私立高中的机会，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参赛文件居住地一栏，铿锵端正的字写着“沉州省府春彦市朝阳区长绿街谦柠孤儿院”。

调查后得知，朱砂十五岁前曾辗转过六家孤儿院，最初的出生证明早在颠沛离中消失，父母是谁、被遗弃还是无在世亲属都无从考证了。

然而锐的尹铎从这些文件中察觉到了一丝古怪。

朱砂待过这六七家孤儿院在数十年间陆续消失，幸存下来的则与顾偕基金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仿佛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将朱砂的过去抹得一干二净，然后大笔一挥重新给了她一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