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铜矿已经开采殆尽，当时云南的铜矿还处于初始开发阶段。严重的铜危机令清政府焦头烂额，而滇铜矿区散落深山，运输非常困难；即便是耗尽云南全省之力，一年也不过能运出三百万斤铜。且开采初期的滇铜成色不足，所以自雍正七年开始，江苏开始采购日本所产的铜。

        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也不过十五天时间。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这样一年航行两次，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截止到17世纪末，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

        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

        于是自一七一五年（正德五年）起，德川幕府实施了“正德新令”。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而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的商人，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铜三百万斤。

        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阿桂为首的武官派、刘墉为首的御史派、钱沣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资本，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如有不从，则派人伪装成强盗，抄家灭门，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

        因此，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

        此时天色尚早，和珅想了想，回到里屋，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带上了帽子。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时刻叫他伴驾服侍。

        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

        “和大人，皇上正要找你。”

        和珅连忙进帐，来到皇帝身前，正要叩头，却听乾隆说道：“和珅免礼。”

        “奴才谢主子。”和珅抬眼看去，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面带不豫。

        “主子，有什么烦心事吗？”

        “庆桂递来的折子，你看看吧。”

        和珅闻言，随即躬身上前，从太监手里双手接过折子，打开观看。

        这是吉林将军庆桂（尹继善之子）和宁古塔副都统安临共同发来请罪的折子，上面奏报的是流放犯人林阿撞、鲁寿山、潘秀成、雅宁、揭三子等人，先后逃脱，同时二人已派兵缉拿。

        和珅从一干逃犯的名单最下方，看到了两个名字：徐寿南、徐福南。

        这是？和珅目光凝聚在这名字上，仔细回忆了一下，片刻之间，如电光火石，他脑海里就涌现出一个人名。

        难怪乾隆会不高兴了，原来是这两个人。

        可是，在和珅的记忆里，这兄弟二人当年发配时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五年过去了，那么他们现在也不过是八岁和六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