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最后那句话――“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辛苦钱”――让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好。

        这句话对吗？

        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幕，我与陈总曾经的对话。

        有一次，陈总跟我感叹，他跟街头炒粉的是一回事。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炒粉的清早就要起来，很晚才能收摊。我也如此啊，每天清早就来，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哪个决策失误，少则几十万，多至几百几千万打了水漂。

        炒粉的最多是这一天少赚点，不会去讨米。干我们之一行，决策失误，有些人最后真的当了乞丐。”

        是啊，克鲁兹家族可以一掷千金，但不可否认，他们的钱也很辛苦――辛苦不仅是指体力，还指脑力。

        我必须改变对罗生那种人的同情。罗生是因为懒，如果他愿意辛苦，就不会住茅房。

        克鲁克要求有一个明显的预期，他的说法并没有错。

        我从床上爬下来，边想边写下我的一个三个标准。

        然后，改了又改，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语全划掉。再拨通郑先生的电话，了解克鲁兹以前的身体情况。

        思考良久，才写下了三条具体标准：

        初愈：可以下床活动。

        巩固：可以生活自理。

        恢复：可以回大学任教授，出国，达到中毒之前的身体状态。

        我把这几条写完，觉得真的有些累了。

        上床睡觉！

        ……

        下午三点，郑先生来到房间。和我交流了一会儿。然后提醒我，记得带上护照和身份证。

        我们走出宾馆，坐上来接我们的小车。

        到了克鲁克家，我仍然像上午一样，扎针，拔火罐，给克鲁兹服中药。服完中药，我没再给克鲁兹按睡眠穴。

        而是向克鲁克表达了如下意思：

        派人记录克鲁兹的睡眠变化情况。我好对比药物起到的功效。克鲁克对站在一旁的菲尔叮嘱了一遍。

        回到大厅，我把治疗的三个步骤，达到的目的，需要的金额跟郑先生说了。他向克鲁克作了翻译。

        克鲁克说了一句话，郑先生翻译过来就是：“二十分钟后回答我。”

        克鲁克家族成员起身，一齐走向另外一间房子。

        郑先生对我说：“我也跟他们提了要求，如果同意方案，他们必须另外寻找一个翻译。因为我不可能长期呆在这儿。”

        我点了点头，理解郑先生的决定。他作为一个商人，同时作为一个会长，社会活动家，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郑先生继续道：“当然，我也提出来了，新请的翻译最好是华人。如果是近十年过来的大陆人则更好，那样，你们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能更好地沟通。”

        我说：“你想到非常周到。”

        我们聊完了，一起在等待着他们商量的结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人都有些紧张。

        我的紧张是，他们觉得我要价过份，要与我讨价还价。我还真不是一个生意人。

        更担心的是，因我性格中含有某种冲动成分，是否会做出某种不恰当的举动来。比如，他们把价格压到四五百万，我会不会一气之下放弃治疗。

        因为他们前期可以花五千万，劳而无功，克鲁兹越治越差。而我要一千万，他们又觉得贵了的话，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们是装出积极为长兄治疗的姿态。实际上是拖延治疗时间，就等着克鲁兹离开这个世界。

        郑先生不说话，我估计他有些顾虑――生怕在这个时候，克氏家族节外生枝，让他一片好心付之